关注 | 发展“生产性老龄化”：积极应对人口变化的举措

世界各国对于应对老龄化已经具有大量的战略指引和政策工具，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已经在联合国层面上得到提倡，另外的一些应对老龄化的基本战略框架还包括和谐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相关的政策工具包括延迟退休和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老年友好城市的规划建设等，这些都得到广泛探索和应用实践。

原文 ：《充分发展生产性老龄化》

作者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远

图片 | 网络

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指导战略尤其值得强调。这个概念在1980年代中期由美国学者Butler等提出，虽然目前并没有进入政府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工作话语，但是笔者认为，其思想原则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发展生产性老龄化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治本出路。

生产性老龄化的经典含义是充分发挥老年人口的作用，使其能够对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家庭和社区做出更大贡献。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将会有利于经济就业和社会发展，这是容易理解的。实际上，不少研究表明，即便发挥老年人口对家庭生活的作用，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鼓励老年人口更多地从事家庭劳务，却未必是一个正确的推论。还是需要发展出健全的针对家庭生活的社会服务系统，才能解放家庭事务中的劳动力，包括解放家庭中老年人口，加强其经济社会参与，从而更好地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

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发展生产性老龄化对积极应对老龄化而言尤其值得提倡。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是超大规模老龄社会，2020年，我国有2.64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预计在2050年有4—4.5亿的老年人口。我国很快将不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在整个二十一世纪，我国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超大规模老龄社会意味着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是必须的，而且是具有优势的。

老龄化发展的第二个方面，是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这也意味着老年人口生命期中能够用于社会经济贡献的“人力资源期”延长了。

第三，“七普”数据也表明，当前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年轻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在提高，说明老年人口中的有效人力资源数量和比重也在提高了。

第四，我国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在提高，这说明老年人力资源相对于过去能够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更大贡献。

因此，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快速的老龄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带来的需求和压力，也同时说明，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也蕴含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巨大潜力，这是积极应对老龄化重要的积极因素。

发展生产性老龄化的另一个侧面是要重视老龄社会的生产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表现出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和比重都在下降，因此，基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生产性的进步，我们完全有可能不在老龄化过程中增加社会的压力，而且可以在日益加深的老龄化社会创造出相对更高的财富，实现整个社会的繁荣进步和所有成员生活福利的改善。在人口结构不断变老中的生产率进步，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根本对策。

发展生产性老龄化也需要有一种生命周期的视角。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求在人口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不断的投资。由此，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支持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并支持实现良好的生产性老龄化，从而形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不竭动力。

通过发展生产性老龄化来积极应对老龄化，其基本的启示在于，我们对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的乐观态度。而且，积极应对老龄化在这个意义上看，主要并不是“分配的问题”，即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生活照料的问题；积极应对老龄化归根到底是“生产的问题”，即需要通过提高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以及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生命周期的不同环节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在生产性的角度上推动落实积极应对老龄化，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随着人口结构变动，传统的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弱，但我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仍然可以充满乐观和信心。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60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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